谷雨丨高管为吸毒花掉300万 当防疫志愿者后直言活得更像个人
时间:2020-05-20 13:00:37 来源:百观网

吸毒之前,我是一家大型贸易集团的项目运营管理。2013年我离开工作了13年的企业。离婚之后,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亡。每天要靠吃大剂量的安眠药和镇静剂才能消停一会儿,但只要一有机会,我就会趁父母不注意溜出去到处找毒品。

有回三四个人正聊天,派出所到家里来,直接一锅端了。

社区给叶亮和同事们的感谢信

有个四五十岁的男人,那两天硬是要出去,大概是拿货(毒品)。我见过他从一辆越野车下来,说“谢谢”,车里人问了一句“少不少”——就是“少不少”三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那天要出去,我看外面又停着那个越野车。他可能是吸食海洛因的——他的样子跟我父亲一样——很瘦,拿手机的时候手一直在抖,刁烟的嘴,抽烟吸进去、吐出来那个动作,就和一般人不一样。还有他的打扮,玩老式毒品的一般家里条件比较差,很多偷东西,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小偷。

撰文丨刘洋

出品人 | 杨瑞春 主编 | 王波 责编 | 金赫 运营 | 迦沐梓 朱钰

有的人吸了毒就喜欢躺在床上想,一个人七想八想,很多人搞到精神出问题。幻想警察来抓他,从楼上跳下去。神经兮兮的,打火机拿在手上到处找打火机,找一夜打火机。

我需要一个工作机会,我需要去哀求别人,去乞求我过去的领导重新认识我。唯一庆幸的是,我之前一直在努力工作,没有在混社会、混日子。我过去的老板知道我的工作能力,他愿意给我一个机会。如果换一个新单位,没有人会接纳我的。而且他只是给我一个销售的岗位,你自己去挣工分、拿提成,自己用脚去跑,从头再来。不可能再得到当年的职位了。

吸毒人员出去以后就没有朋友了,最好的朋友是吸毒的人。我们就把他们从吸毒圈子里面挖出来,你要有一种正能量的朋友圈。这样,我们搞的金凤凰联盟,充满着正能量的东西。叶亮回去以后,他当时也是进入这种理念,成立了戒毒工作室。

已经记不清第一次怎么接触毒品的了。初中就不喜欢念书了,到处游荡,不良少年。我最开始接触的是海洛因,烫吸的,很多人一起,20几岁。我只记得没什么感觉,还不如抽烟,不像他们说的要死要活。我就觉得毒品对我是无效的,我意志力非常坚强。就想挑战自己的极限,一次一次试,要看看这个上瘾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人真的挺怪的。当时在4S店做技术主管,收入还可以,还有外快。

慢慢地那种幻觉就变了。比如我们正常聊天,我就觉对我有敌意的人在监视我、监听我,走到哪里总有一种被害的感觉。

后来我婆婆(外婆)去世了。她被父亲气死了,忧郁症。我婆婆当时就一口气憋着,硬是等我爬到家门口,我开门的那一瞬间,我婆婆闭的眼睛。

张超给社区消毒

我们吸毒的人都有缺陷,都是不完整、不全面的人,才会想要去寻找生活中的替代品。男人都有一种英雄主义。正常的性行为15-30分钟,吸食后你可能三四个小时不间断地去做。心理缺陷,比如我平时在外面生活不如意,又不好表达,吸食毒品后,神经系统出现很敏感的条件反射,我就是如来,我就是国王,处在那种场景扮演之中。我呢,都有一点。

*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。

后来一个朋友被抓,把我供出来了。那时我正准备婚礼,酒席都定好了。就说先这么过。但两人之间就有裂痕了。拘留了15个月,出来以后和前妻还是结了婚。婚后我一直没接触过毒品,真的没接触。不过前妻心里有结,经常拿这个说事,后来她跟我妈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。家里闹太凶了,我就逃避。

在疫情期间,他们体会到了一些消失已久的东西,但生活却还要回到日常。叶亮告诉我:“疫情虽然结束了,但我们的人生还很漫长。我们现在要重新面临的老问题:生活、生存。”

我们要走上一条艰苦创业的路,为我们的生存去搏一个机会,搏一把。我定的目标是6月30日之前组建一个自主创业的企业,一个汽车维修美容中心,已经看好门店了,有些同伴在汽修厂学技术已经好几个月了,慢慢做起来,让更多同伴有就业机会。要让我们戒毒康复人员创造价值,不能单纯为了戒毒而苟且偷生。

屈定涛之前在我们所,我欣赏他,演讲、唱歌、表演节目。我多次提醒他,你看你的父亲走的是什么路,吸毒、自杀,结果儿子又吸毒,这是天大的悲剧,你难道就没有被震撼到,就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。他回去以后我还是经常提醒他。暂时没有吸并不代表你永远就戒下来了。

疫情期间其实是戒毒人员的一个机会。新型毒品主要是受环境影响,心瘾嘛,你封闭在家,自己也买不到了,也没有人劝你了,你就不会吸了。最怕解封了,你能出去了,又看到人家吸了。不然怎么说戒毒是一辈子的事情。

叶亮到了41岁这年,才觉得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一些意义的达成,对普通人来说不是难事,但对他非比寻常。这一年头几个月,他带着车队前前后后载着16万斤物资在湖北宜昌满城送,那个下午,他又拉着2万斤蔬菜,给老城居民送菜,许多人站在窗口向他鼓掌。如果时间不是那么赶,有的人会用篮子吊下家里仅剩的两个苹果,另一位则吊下一壶开水。因为在防疫点24小时值守,在社区排查、消毒、送菜、送药,还捐赠了2万块钱的口罩,他和他的同事接到了社区的感谢信,心情激动,觉得人生的氛围“轰然不同了”。

疫情结束了,但我们的人生还很漫长。有的同伴一个月只能拿到500块钱低保,很多甚至没有收入。但他们能不能做事情?可以。我们需要社会对我们作为一个“普通人”的认可。

去年10月我加入叶亮的工作室。那之前三年,我一直在家宅着,很自闭。从戒毒所回来,经历了吸毒、离婚,已经到了人生最低谷。不出门、不见人,感觉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每天看书,什么都看,只要是有字的,说明书都看。我觉得我就是在数字,不是在看书。还有,弹弹吉他。看动画片,《灌篮高手》《犬夜叉》《蜡笔小新》……那三年,少年时期做过的事重新又温习了一遍。有一种从少年时期重新再来过一次的潜意识吧。

说白了,就是一个逃避,逃避现实。对生活不太满意,对自己不满意。那时候已经没在4S店做了,卖工程用的装载机、压路机、挖土机。越过越糟,后来肯定是破罐子破摔了。理想早已忘记了,以前可能有过吧。

自信,说实在话,那个事情慢慢在建立。

伴侣也好,亲戚、同事也好,互相之间都会有要求。你坦白自己吸毒,即使亲人也一定觉得你做人有问题,但你可能只是病了。一个家庭出了个癌症病人,周围人会想着带他看医生,筹措资金帮他克服癌症。但如果家里出了个吸毒的人,你会冷静下来去分析他的吸毒原因吗?你会去了解他吸食那一类毒品的药理作用吗?你会冷静分析怎样帮他克服药物成瘾给他带来的身体伤害吗,包括身体依赖、心理依赖、认知改变?你不会的。

公益禁毒志愿者在防疫点24小时值守,为社区居民送菜

我是被公安机关抓获,2017年5月4日。被抓时我正在上头,上了头赌博,在手机上赌,烟雾缭绕,各玩各的,40几个人,六楼那一层都被我们包了,有的房间是贩毒的住着,隔壁就是我们这些吸毒的人。因为从小的经历,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一幕会发生在我身上,所以一点不惊讶。

叶亮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戒毒典型。回去以后没有经过和社会的适应、隔离,就完全融入社会,就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家人的不离不弃对他戒毒有很大帮助。他的父亲动了手术,手术刚一好,坐班车两个小时来看他。春节一家人在一起吃饭,他姑娘就在那哭,说想爸爸。对叶亮的触动确实比较大。再一个,他原来单位的领导还是没有抛弃他,在单位里面搞茶叶销售,也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你看你做生意天天在外面吃、喝、应酬,还要唱歌、跳舞,这些事情都要做,诱惑肯定是比较大的。吸毒的场所,歌厅、尤其是在酒吧里面,容易唤醒你过去吸毒的记忆,是非常容易复吸的。叶亮戒毒的效果是很好的,有现在的精神。

在强戒所里,只有爸妈还关心我。出来后很自卑。身边所有人,家人也在怀疑我,朋友也在质疑我,失去了之前建立的所有信任的人际关系。每天就是陪着我爸爸妈妈。整整半年我没有收入。

开始几年吸食摇头丸、K粉,晚上可以正常睡觉,第二天还能上班。后来吸食麻古、冰毒,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,常常熬夜画图纸。而且吸食冰毒之后人很执著,一件事可以做一晚上,有的人整晚打扫清洁,我就是对图纸标注的数据很执着,比如材质、尺寸啊,所有的字我都要把字号搞成一样大、全部要在一个平行线上,老是“哎呀,这个字体好看一点,哎呀,那个字体更好看”,实际上用个宋体就行了,就很执著搞这些无用名堂。平时一晚上能画两三张图,这样搞一晚上都搞不完一张图。

高波

疫情期间,屈定涛给社区居民送菜

在强戒所17个月,挺充实,上午、下午在车间里干活,做变压器,任务完不成的晚上回去要罚站到夜里12点。开始是痛苦的,后来麻木了,每天弦都绷挺紧的,没时间去想别的。晚上7点,整个大队在大操场看电视,当时放的张一山演的《余罪》。我不喜欢,我喜欢看动画片,但里面没有动画片。

他知道,在此之前,他总是被提防的。一到节日和大型活动,就会有电话打来,家里缺米吗,油呢?他明白对方的意思,他会老实待着。没什么人会关心他,正常的家庭都需要帮助,谁会关心他呢?在家里,今天吃什么、要去哪里、和谁在一起,以及电视看什么频道,他都没有资格提要求。“憋”,这也是他跟身边的同事讲的怎么和家人之间相处的方式,要小心翼翼地处理跟每个人的关系——他让同事们也时时刻刻记住。

我们搞这个工作室也确实挺不容易,很多家人不了解、也不理解,你们原来都是玩这个东西的,送去和你们沟通,万一一起又去吸毒了呢。他对你天然不信任。但实际上,出来之后没很多人爱理你嘛,没人玩,你又回到原来的圈子里,他们虽然能理解你,但你就又去吸了。需要能带着你坚定去戒毒的人,有问题可以互相倾诉,分享经验。一个人戒毒太困难、太孤独了,需要意志力特别强大。

最后被抓,2014年4月1日。我说,“终于可以结束了,不用走在街上躲躲藏藏了,也不用再玩了。”

之后我直接回了宜昌。评估那一年半,一坐火车身份证就报警,然后就要去验尿。身边人都在说你真的戒掉没有啊?我干脆把香烟都戒了。每天在公园、江边跑步,给自己定目标,比如定5公里,我跑到5公里之后一定到下一个路口才休息,到了下一个路口我再坚持。一个人跑步很无聊,它能磨你。

我7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,家里就剩我和我婆婆两个人,很孤独。我喜欢听歌,淡化脑海里的东西。后来喜欢街舞的背景音乐,有个DJ在那打碟,在网吧里看一晚上DJ在台上打碟那种视频。我是自学的DJ,我觉得我更自由。

2015年9月,从强戒所回来以后,我过去朋友的联系方式都没留。从强戒所一起出来的朋友,我看着他们玩过一次,很浓的白烟,当时头皮一麻,我就知道不对头,吸二手烟也不行。我说我再不来了。

我女儿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知道我吸毒,蛮抗拒我。也常常哀求我:爸爸你不要这样,你不要打妈妈,不要做不好的事,你晚上要回来陪我……但我那时候不会陪她,吸毒的人真的是没有情感的。女儿储蓄罐里的钱也偷拿去吸毒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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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失败的。有个前后吸了十几年,海洛因加冰毒。他每一次在所内表现都挺好。我们有一个社会适应量表,测试戒毒人员回去之后的社会适应能力,他每次测试都很好,复吸的风险不大。但他每次回去以后不到半年就又来了。他四戒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:你好好总结,写一下《反思我的十年复吸路》,这十年复吸,你到底是在干什么?为什么这样做?最后一次他来了,得了比较严重的肝病,去所外就医。那一次我说:你回去以后不要再吸毒了,不然肯定活不了多长时间,你命都不要了你还吸毒。后来又被送回来了。

5年多,我一口都没吸过。有时候晚上做梦会梦见吸毒,吸完就被警察抓。

我算了一下,我为社区居民代购药品有110多次,高血压的,糖尿病的,胰岛素、阿卡波糖、二甲双胍。入户排查,消毒,每天提30多份菜,守夜。那段天气也不好,一会儿冷,一会儿热,一会儿下雨。

当我发现他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想挣得一个重新做回“普通人”的机会——扎进人堆里不再是刺眼的那一个——而这个机会在瘟疫蔓延时不期而至,这种欲念强烈到顾不及感染的风险,我愿意相信善比恶更耐人寻味,善念是复杂而艰难的。

这是疫情期间发生的特殊故事,疫情让他们重新有了做回“普通人”的机会。

我们工作室其实就是希望让想要戒毒的这些同伴能有个平台,报团取暖。挺住、憋住、闷住就是胜利。而这么大的疫情中,我们工作室能站出来抗疫,代表我们戒毒康复同伴让全社会知道,我们对社会仍然是有担当的。有很多同伴看到我们做志愿者,他们像自己得到证明。

80%吸毒人员,尤其是吸毒时间比较长的,基本上家庭功能都丧失了。家庭功能要健全一些,家人帮助他,或者是有同伴帮助他,他可能就挺过来了。

2月初,我报了我们伍家岗社区的志愿者,一开始我爸妈都不理解。小区当时有两三个疑似病例,挺吓人的。我真没想过感染什么的,只要能尽自己的力量。因为我们这个人群比较特殊,蛮多人一听吸毒,就觉得我们是洪水猛兽一样的。尽管以前走弯路,其实都有一个爱国的心。

图丨视觉中国

去年,我又和叶亮老师回强戒所一次,感觉回到我的母校。我演讲了一篇文章,就跟以前做DJ一样,换了一种方式回到台上。让我想起十几岁的时候做的一个梦,那个梦到今天我都记得,我站在DJ台上面,下面很多人在欢呼,觉得我的音乐好听、很嗨。

我那时上幼儿园,那个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童年的脑海里,婆婆把我从阳台递出去,脚底下空荡荡的。好像脑子里有音乐出现过。

图丨东方IC

那次演讲,我以前好多狐朋狗友都在下边。我都不好意思,那些人看着我,我觉得很丢人。不是他们对不起我,或者我对不起他们,是我觉得他们对不起自己的父母。

余功才

我当初打K粉,一个是想寻找刺激,就是在舞台上那种感觉;还有,我想战胜毒品,既然我父亲战胜不了它,我一定要把它战胜;隐隐的,我也想打K粉让自己“上头”,之后忘记童年的那些画面。后来我知道,这个想法相当错误。

就像我们每个人在疫情中就是“憋”,把自己憋好。为什么我要用“憋”来形容我们这类人的生存方式?我们想回到生活中的每一天,都像在“疫情”中。

疫情这段,我人生价值观有所改变,活着比什么都重要,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

这是一些曾经吸过毒的人的故事。叶亮曾是大型企业的高管,高波曾靠吸毒寻找设计灵感,屈定涛想凭借驾驭毒品造成的心瘾打败吸毒的父亲,而张超一次次躲进麻古的浓烟里逃避不断掉落的人生……他们曾各有各的遭遇,但同样挣扎着生存,希望找回尊严。人的一生都是在冰层上行走,冰层下异常寒冷,一旦掉落,只剩挣扎。这冰层有时无法承受某些人,他们便掉了下去,只是清脆的一声。少数能挣着再爬上来,接着赶路。

K粉主要是致幻,你的设计风格就往幻觉那种走,一进这个空间你不用吸头就大了。我确实是自己吸了之后才领悟到。灯光不停地变色,大量地运用不同形态的玻璃,制造多层次的、错乱的空间感。以前的酒吧很少这种设计,现在酒吧都在用这种东西。

前年回来,我以前在酒吧认识的一个老大专门给我在最好的酒店开了个房,把麻古和冰毒拿出来,“两年没碰了吧?来尝一口。”当时我脑海里面思路很清晰,“老大,我帮您点可以,但是我不会碰了。”

叶亮

我是在酒吧里第一次尝试的K粉。那时候我19岁,在酒吧做DJ。我见过很多客人K粉打大了丑陋的一面,有女孩产生幻觉说另外一个女孩是鬼,很多男孩大打出手,我在DJ台上,酒瓶子从我旁边飞过去。

我做这个志愿者开始,街坊邻居觉得不像那种坏孩子,就说这小伙不错。开城之后,我去给要复业复产的菜市场和小商铺消毒,感觉城市在慢慢恢复了。很有成就感。

我们社区休息室有一排玻璃窗,窗外是个小区,有个老奶奶每天中午在那浇花,每次看到我在休息室抽烟,她就把窗户敲一下,带着口罩,递两个橙子、一盒烟给我。我真觉得很开心。那天去值守,下大雨好冷,有个居民给我送了两份香飘飘奶茶,温水冲的,没冲开,但我心里真的好温暖。

这次新冠肺炎爆发,叶亮他们主动参与了志愿者活动。因为疫情,大家都谈“毒”色变,谁还敢要这些人是不是?这一次通过他们一做,确实让大家对吸毒人员,就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

慢慢副作用就出来了,几天几夜不睡,一睡又是几天几夜,然后接着又吸,不想出门,越来越不愿意和正常人来往,身边全都是吸毒的,根本没办法搞工作了。身体也玩垮了,很瘦,平时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人家就不一样,一看到太阳眼睛都睁不开,很恐惧,走在街上东张西望地看有没有警察。新型毒品会造成钙流失,晚上抽筋,哎呀,抽得全身疼醒,疼到哭,有时候走路脚就崴在那里,突然就摔地上。

那天晚上,在灵堂,我母亲在那里守夜,我就把K粉拿出来,我父亲就在我旁边,把女孩子穿的那种长的丝袜绑在胳膊上,注射海洛因。我玩我的,他玩他的。

我现在也说不清那种依赖的感觉究竟是怎样。头皮一麻,从头顶一直麻到后背心,然后时间特别好混,在那一坐就是几天几夜,看黄色网站。幻听,听到有人敲门,把门打开根本就没有人。吸了几天有点累了,躺在宾馆里闭目养神,就听见隔壁有人在讲话,越听就越像在讲你,越来越清楚,指名道姓地说我。我当时帮人家卖一把青铜剑,(买家和卖家)都是我的好朋友,就说我把那把剑换成假的了,扯皮很久。在宾馆幻听的时候,就听见隔壁人讲我给剑换掉了。幻听的东西可能就是平时放在心里最在意的事儿。我们把吸食冰毒、麻古叫做“现形记”,你心里想什么,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。

屈定涛曾是个DJ

他们是曾经的吸毒人员。现在在“宜昌市点亮公益戒毒工作室”工作,帮人戒毒。叶亮创立了工作室,后来高波、屈定涛、张超也成了他的同事。工作室是社区康复的延伸,出所的戒毒人员可以在那里获得一份工作,也就成了当地戒毒所在那里挂牌的工作站。

我全身上下都是纹身,送药送菜,跑来跑去很热,就把袖子抓起来。有些下基层的机关党员干部就问我,“小伙子你怎么有纹身”。我说过去“不良过”,我们这个机构都是吸过毒的,但我们现在不见得比普通人要差。就很理直气壮的。我刚从强戒所回来的时候都不敢把纹身露在外面,但现在敢,人正不怕影子歪。

屈定涛

2012年我们成立一个“金凤凰戒毒联盟”,有戒毒专家、民警、心理咨询师、戒毒典型、志愿者,有我们戒毒典型和愿意参加戒毒志愿者活动的吸毒人员,和出所的吸毒人员组成的一个平台。目的就是让大家抱团取暖,在一起互相陪伴,互相影响。我们当时口号就是,“握紧的手,相伴到永久”。

我原来在老家荆州做室内装修设计,经常有酒吧、卡拉OK找我做设计,特别那种high吧,会有K粉和摇头丸。你设计出来人家说没有感觉,要那种high的感觉。“high”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,就找朋友带我去high一次,也就搞上去了。

第一次打K粉之后,我发现打碟状态特别好,思路很清晰,一个串烧放下来,就感觉整场都在放一首歌。

两年前,他跟我说他有个朋友搞汽车维修,就想(戒毒工作室和汽修厂)联合起来,提供就业帮扶,社区康复出所的戒毒人员可以在那获得一份工作。

我常和同伴们说的:你憋好,心里有什么苦恼对我说出来,我来陪你。

我第一次就是在酒吧厕所里面,在那种做的非常精致镶了金边的镜面的小台子吸的。很多酒吧厕所里都有那种台子,外行人不知道是做什么的,台子上放一张卡片刮K粉的,像银行卡一样,上面写着“珍爱生命,远离毒品”。老板真的非常有头脑。

回来一个多月,我母亲开车把我送到叶亮工作室——我在强戒所听过他演讲。那个感觉就是换了一个圈子。我微信上以前那些狐朋狗友全部删掉了。你要洗心革面重新再来,必须要换掉你的圈子。圈子不换,你永远出不来。

我现在跟我女儿关系蛮好,这个改变从我挣钱开始。我天天跟你说“我爱你”,但我身上没有一分钱,你能不能认可我啊?不可能。人生就是这样现实。你能够挣到钱,能把钱带回家,用在她身上,她需要买什么爸爸可以满足她,她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陪着她,这才是关键。我没有打碎我女儿的存钱罐,反而是在往她存钱罐里存钱的时候,才能形象转变,关系转变。就是这样,很现实的。

现在也挺充实,我的目标就是挣钱。疫情过去,工作室创业的汽车维修美容店也会启动。我做过汽车美容,但那是以前,现在从头再来了。

那时候蛮想找人聊聊天,可以聊天聊几天几夜那种。也还是那些朋友,就又把毒品拣起来了。大家边抽边聊,烟雾缭绕,烟味特别香,面对面坐着看不到对面的脸,又重新回到那种聊天逃避生活的状态。比较开心就是讲十几岁时候的事,特别怀念冬天一下大雪,在长江里面游泳。那时候身体好好。

后来我舅舅把我带到宜昌,做中央空调系统设计。因为有设计的基础,再看一些书,转型比较快。待了半年都挺好的。回了趟老家,还是那些朋友,就又复吸了。

出所后,叶亮成了禁毒志愿者

“圆梦”就是圆那一口,回来搞一口才舒服,搞一口就不搞了。10个人回来有9个都被那个梦带偏了。我是那个没有去圆梦的。

谷雨丨高管为吸毒花掉300万 当防疫志愿者后直言活得更像个人

慢慢用量大了,开始幻听幻视。我对着你聊天,会看到你旁边坐着我的朋友或者我很亲近的人,他(她)不会和你说话,他(她)只和我说话。最初是挺享受的,我希望什么人来陪我,就会来,有时候是林志玲。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满足。

叶亮

不需要自尊,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。他生活里的每一天,都像是在“疫情”中。反倒是疫情来了,他活得更像个人。他和同事们终于成为帮助别人的人,在社会危难的时候,(他们谢谢)可以让他们挺身而出,再也没有哪一个时刻,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这样紧密相连了。

我们习惯把强戒所的经历叫“坐牢”,坐过牢的人比普通人更吃得苦,也更看得开,反正已经一无所有。我常说不需要别人给我面子,我需要你给我钱。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。我付出了比过去更多的努力。每天背着包到处跑,推销茶叶。为了争取一个客户,我能在门口站一下午,只为见他一面。每天睡三四个小时,除了睡觉都在工作。

吸毒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也分三六九等。我花自己的钱,把吸毒当成小资情调,有的人靠坑蒙拐骗,有的人以贩养吸,层次都不一样,花费也不一样。我那几年花了300万左右吧,都是和圈子里那些收入不错的朋友一起吸。

也是我有了工作,有了收入,才和前妻复婚。一个女人需要的男人也应该是这样子。我经常跟我爱人说:过去你跟着我吃了苦,但你也会很享受,能跟同一个男人谈两段不同感受的恋爱。——那其实是我在向她表达我的诉求。她没说什么。我知道她开始也很惶恐。但你就是坚持,让她每个月都看到希望,你才有恢复自尊心的可能。

社区康复过程中,他做得也比较好,严格按照规定去参加尿检,还带动了其他人去参加尿检,在我们所内也(演讲)现身说法。后来他成立了“叶亮禁毒公益工作室”,实际上也是社区康复的一种延伸,作为我们戒毒所挂牌的工作站。

吸食的强度慢慢增加,还有很多额外的消费,比如喝酒、寻找性伴侣、酒店。经济也跟不上了。也会让你慢慢清醒,那些其实都是虚无飘渺的东西,你把握不了。像大海潮退了之后,你整个人暴露在海滩上,发现一无所有。

我们社区有一些吸食老式毒品的——从前我父亲就吸老式毒品,海洛因——戒毒康复期间要喝美沙酮。我每天要给6个人送美沙酮。上午去街道领药,警官要签字,手续要办几套,矿泉水瓶子上有每个人的名字,量不一样。每次去送美沙酮,说实话很心疼他们,毒品造成的损伤,有的是残疾,腿走不动了,有的眼睛不好使了,还有身上长疙瘩或者肿起来了。

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 x 故事硬核

编辑丨王天挺

我去过他们工作室两次,氛围比较好,几个小伙子,尤其在最困难的时候,给到他这样一个平台,让他们没有再走弯路。

我是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科科长,我们当时组织了一个“中华魂演讲比赛”,我就是在挑选参赛选手时看到叶亮,感觉他有一定的功底,表达能力可以,但他平时很低调。那次活动可能对他触动比较大。回去以后,他在大队得到民警的重视,也参与一些民主管理,表现就比较突出了。

零几年就离婚了。分居一年半就可以自动判处离婚嘛,我也从来没(给妻子)打过电话。那天我父母家门口别着法院的离婚判决,但当时我的脑筋里已经没这个事了,就只有今天晚上到哪里去吸毒。

这就是我们和社会之间的断层,认知上的断裂。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的断层中的,我们是社会的最底层,最底层。社会普通居民和我们之间有一个断裂。王朔写过一个小说《一半是火焰,一半是海水》,我觉得主人公就是我们。

* 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。本文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,腾讯新闻出品。未经允许禁止转载

出了社会以后诱惑很多,很多人复吸。有个回去以后,晚上两三点钟还给我发信息,说在外面游荡睡不着觉。我就跟他说:你要偶吸了也并不可怕,要正确对待这个事情,及时和家人、朋友联系,让人监督你,有人管你,你得不到第二口不就坚持住了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又戒下来了,去山区里面搞扶贫工作,在农村(戒毒环境)更好,给我发视频。

我家住四楼,一层有两户,我们整栋楼的阳台都有防盗网,唯独我们四楼的两家没有。为什么呢?我父亲以前毒瘾发作了,就抄起家里的剪刀或者煤气罐,“给不给钱?不给我钱,我就把儿子杀了。”他要杀死我。爷爷就在客厅和我父亲僵持,“没有,一分钱没有”。婆婆就把我抱进卧室,门一锁,把隔壁奶奶家窗户一敲,然后就从阳台上把我递过去。每次都是这样。所以只有我们两家不能装防盗网。

我父亲在戒毒所七进七出,去世的时候45岁,最后十多年都在那里面。我进去的时候,戒毒所领导说,“你把你父亲的班接了。”我减了9个月,所里面各种形式的活动我都参加,“中华魂辉煌与梦想”演讲比赛还得了优秀奖。

当时工作上很多应酬,朋友圈子比较杂。有次喝的迷迷糊糊,吸了一颗麻古,就沾染上了。圈子也有这种小资文化,毒品就是小资情调,你应酬也需要一些共同话题,哦,原来你们都玩这个,那我也玩这个。那是2008年前后。

张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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